我是很晚才知道的，不过很好，学生对我的评价很高。
至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出，知宇宙絕非如拉普拉斯之想，而人類之自由在物質物世界亦有所蘊涵，何者？非完全確定性也，人類之自由乃宇宙之非完全確定性之歷史性表達，故知古典科學時代以為自然乃完全必然性、而人類之自由無宇宙學之因由，大謬也。而循環並非重復，而有進化存在——此又涉超越性重演之論焉。
然則以有限者觀之，色空二分也。問者曰，汝既言宇宙為大生命體，敢問天有眼乎、天有耳乎、天有鼻舌身乃至體內之臟器乎？答曰：天無眼、耳、鼻、舌、身、臟器也，然宇宙生命體非生物性生命體，乃形而上學性生命體也，夫形而上學性生命體乃生物性生命體之本原，若無形而上學性生命體，則生物性生命體不可能湧現於宇宙歷史中。若以為此問有答，必答——有從無來。人為精卵時，影射生物生。道行天心跡，理殊蘊太極。
宇宙大熔爐，燃之復燃之，又須通其風，煙道上虛空。歸途於車中望原野覺萬物欣欣如歌，默唸《易經》句，其生生之意真浩大境界，感吾華夏先哲之學乃人類諸哲學中之最上乘者，以其與宇宙歷史大化合也，遂發心作宇宙本體論，後成此八卷，非我有靈感，乃靈感以我思出之耳。故我们可以说，儒释道是互补的，儒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院希望同学们接受周备的中国古典学术训练，具备相当的古典文本的阅读、考据和阐释能力，心智健康，行己有耻，文质彬彬，有社会关怀意识与开放的文化心态，尽量熟练掌握两门外语和少量的外国经典等。以德教为主，强调刑罚的慎重与刑罚的程序化，隐私与私人领域的保护问题等。2011年8月，中国人大网《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将亲亲相隐纳入议案，予以公布。（《论语·述而》）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从儿童开始，让他们优游、涵养、陶冶于诗书礼乐教化之中，利于养成健全的人格。《先秦儒学关于社会正义的诉求》，《解放日报》2009年1月11日理论版。
此外，十多年来，我在武大开了两类有关《四书》的课程，一类是通识教育课，一类是专业教育课。《修正案》第六十八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七条：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目前刑诉法修正草案中有关恢复传统亲亲相隐法律制度中的合理因素的内容还是很少的，是初步的与有限的，但这是一个开始。不过早在第一代，新文化运动末期，跨文化的比较和对话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像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代的唐君毅重视黑格尔，牟宗三重视康德，都有将西学融入到自己的哲学理解和创构中。
但儒家德治理想说，清明的、良好的政治是靠贤人、有德行修养的人来维系、贯彻的，应当举贤任能，依靠他们去治理百姓，提升百姓，唤起良知，淳风俗，正人心。这几代新儒家可以说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大体上有五个方面：首先，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的模式来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8] 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页。由此可得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士大夫是政治的主体。
儒家的政治理念最强调的就是其应然，即正当性，其中我们不难分析出不脱离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实质正义，儒家为此而不断为人民去争取与追求。后一论集展示了：双方争鸣的主要的、大一点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亲亲相隐、‘亲情、‘孝道乃至儒家伦理，甚至如何进行中西容隐制，乃至中西文化之比较，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双方争鸣的一个小一点的问题是：苏格拉底支持‘子告父吗？[6]关于后一个小一点的问题，邓晓芒先生当初以为只要说明了苏格拉底支持子告父，就足以颠覆这场讨论，他所谓以四两拨千斤，并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在大标题上说我等是对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一个惊人的误解，又说我等仅靠道听途说，是所谓典型的误读经典的例子，由此推断我们对所有经典的阅读都不严谨，都有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养育人的内在心性，化解各种不信任产生的根源，建构社会的诚信机制，保护最基本的社会的细胞，这才是深层次的社会建构。林安梧提出儒学革命论，强调重视气论，重视客观面，回到船山学，多少受到大陆学者的影响。
孟子的政治哲学涉及生存权、财产权的制民恒产，论及土地、赋税、商业政策之平等观。[9]请谈一谈您的想法？郭：首先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之间的差别是本质的，在个体人是否享有政治自由和独立的政治权利方面确实有欠缺，这种欠缺主要是时代性的。[4]现在有些人所说的人情大概指的就是私情或情面。孔子提倡诗书礼乐之教。不过，大陆学者更加重视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多种精神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时代课题、制度建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和世界现实多重问题的回应。但我们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和艰深的学术内容，不应当徘徊在文化消费的潮流和时尚层面上。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儒学实际是东亚与我国走上现代化的基础与铺垫，它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华文化、儒释道思想中有很多珍宝，而我们过去的大批判，大多是有问题的，是非理性的，沒有恰切的分析的，往往是胡子眉毛一把抓，糟蹋圣贤，厚诬古人。
我认识一些儿童的家长，他们指导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女，适当背诵一点古代经典，对开发智力很有好处。我们的国民教育有很多问题，太偏于知性，忽略德性，以政治教育取代心性、道德教育，没有按孩子们的天性，寓教于乐，以孩子们能接受的方式，恰当地给予人性教育与人的全面性的培养。
否则，公共理性、法治建设也无从谈起，没有真情实感的公共理性和法治建设会迅速被工具化或者虚无化，社会冷漠离心，看似公正，其实是没有人性的。私领域中最为亲密的关系，如家庭之父子、兄弟、夫妇等亲情，继而朋友、师生等情谊如都遭到破坏，彼此落井下石，揭发出卖，那么社会还有何人权可言？所以说，亲属容隐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孩子们从三岁到十三岁的记忆力最强，多背一点，打一点童子功很有必要。您觉得儒学可以给发轫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的缺失提供哪些资源？郭：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问题很多，涉及处理各种关系的生命伦理、环境伦理、家庭伦理、社群伦理、网络伦理、空间伦理等，甚至是全球伦理都亟待建设。
钱穆先生讲，五经是中国政治、教育之本。当然，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到现在，有反思那个时代的，也有不反思那个时代的，甚至继承大批判遗风而变本加厉的。
就儒家本意而论，它是反对的。郭：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应是基础的基础。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商的培育。张锦枝，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
张：您要人们重视五四以来被忽视的文化守成主义的传统，提出文化保守主义是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您所谓的守成是指什么？文化守成主义是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浪潮的？郭：在这一方面，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有很好的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是流动与变化着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是流动与变化着并与其他文化传统相交织的。因此，我们尤其强调中西经典的教育，与文、史、哲的融通，作为对现有人文学科分科的补充，希望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曾经养育过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良性的精神价值资源，尊重其系统，并努力对它作创造性的扬弃和转化。
我们不能从单线进化论的立场看待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有人担心我们讲国学会煽动民族情绪，恰恰相反，像我们古代的礼就是怡情宜性的，礼让为国，是节制人们的行为、消弭争夺和战乱的。
要通过微观精细地研究，抢救、整理与继承绝学，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家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中的指导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张。
建议对国民，首先是干部，推行最低度伦理的学习与实践。德治不再像过去那样凌驾于法治之上，而是贯彻在法治之中。
